ezung 宪法能把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根本意志，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根本统一。
行政法学视角的行政规制，是行政主体对市场主体以及其市场行为的规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必然是分开的两个不同的主体，类似于裁判员与运动员在基本分工的基础上，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进行的一种规制。比如，在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中，一项重要的行政干预措施就是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强化日常监督检查，[20]其针对的对象并不是整个食品市场或者行业，而是之前已经获得免检资格的食品生产企业以及其免检产品的生产行为。
） [18]同前注[3]，罗英文。[55]也有人研究从基于行政规制的管理机制分析，而提出从信息利用控制、制裁手段控制、调查程序控制、政策生成控制四个方面建立约束规制权力的制度。第三，行政规制行为的有效性问题。在实践中，当特定领域或者行业出现或者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并且需要行政规制行为的介入时，特定的行政规制行为所针对的目标性事物，并非是特定的领域或者行业，也不是市场失灵现象本身，而是导致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失灵所产生的特定主体以及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特定行为，具有强烈的目标针对性。三是行政规制权存在、运用的法定条件。
在行政法学的发展过程中，行政法控制政府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利益的任务一直是行政法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至今，几乎所有OECD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成本效益分析。然而，美国的经验恰恰是相反的状况：有助于解决实践问题的首先是分工思维，而综合思维的优势则在理论探讨中得到显现。
[1]此外，还有普遍事实（generelle Tatsachen），也被称为立法事实（legislative facts）。布兰代斯之信已经承认了立法者在评价方面的优先权（Einsch?tzungspr?rogrative），只是借助于社会科学上的事实，这种优先权仍可受到检验。【注释】 [1] 这个划分可以追溯到Davis，他著有四卷本的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 1998年第2版。作为规范构成要件的事实前提存在吗？对该问题的回答关涉到个别事实（Einzeltatsachen）的查明，而这在美国被称为裁判事实（adjudicative facts）。
三、美国宪法判决中的社会科学 与之相反，在美国，我们看到了比德国更为明显的法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工关系。被委托在联邦最高法院为该法律辩护的是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43]一位在1848年移民到美国的波西米亚移民的儿子，十六岁时曾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上学。
（一）分工思维 法学对医学、自然科学或者技术科学来说，存在一个分工的基本思维。趋势似乎是，委托模式区分了内容和程序，只有后者要接受法律审查。今天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是否也达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unting v. Oregon案中的那种地步？我们在德国一直坚持的观点是，卡尔斯鲁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译者注）的判决都应当避免再犯美国的错误，即期待通过社会事实来解决法律问题。但是在新政时期，自1932年罗斯福总统开启经济改革开始，这种限制不再存在，因为立法者追求一种能动的政策，即要对社会进行改造。
换个说法也一样，法学家不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专业工程师或者医生，但是他可以有自信地自我提升和改造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或者心理学家。[99] 最近的讨论参见Hoffman-Riem, in: Schmidt-A?mann/ders. Methoden, 前引注20, 9ff., 62, 注释138：只是值得怀疑的是，人们到底是可以采用，还是仅仅是应当采用那些在经验性社会研究中被运用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已经成为一项司法制度，而对社会事实的评价则被外部化。与此不同，Bickel提供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证明，参见Bickel,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egregation Decision, Harv. L. Rev. 69 (1955), 1, 11ff.; McConnel, Originalism and the Desegration Decisions, Virginia L. Rev. 81 (1995), 947. [89] 引自Rosen, 前引注46，141. [90] 参见Stone等, Constitutional Law, 4. Aufl. 2001, 451：法院在布朗案中的推理是不令人满意的。
[86] 对此问题的先期讨论参见Clark, Desegregation: An Appraisal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 9 (1953), 1; ders., The Social Scientist as an Expert Witness in Civil Rights Litigation, Social Problem 1 (1953), 5. [87] 参见Cahn, A Dangerous Myth in the School Segregation Cases, NYU L. Rev. 30 (1955), 150; Van Den Haag, Social Science Testimony in the Desegregation Cases, Villanova L. Rev. 6 (1960), 69; Gregor, The Law, Social Science, and School Segregation, Case Western L. Rev. 14 (1963), 621; Symposium, The Courts, Social Science and School Desegregation, Law Contemporary Problem 39 (1975), 1. [88] 在Yudof,的论文School Desegregation: Legal Realism, Reasoned Elabor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Supreme Court, Law Contemporary Problem 42 (1978), 57, 70.发表后，所有人在如下问题上都是观点一致的，认为法院错误地利用了社会科学的成果。法院无法认定，这里存在着法律上的不平等对待。
社会对规范的补充归根结底是一个宪法解释问题，这虽然不会委托给事实科学来解决，但仍要依赖它们才能得到解决。[7]对于违反善良风俗的确定，帝国法院（RG）认为自然能够独立判断，完全不需要社会科学的帮助。
社会科学进路中的分工思维导致了独立自主的法学控制能力的丧失。[59]值得一提的是，卢埃林在帝制德国的Schwerin上过高中，在1914年青年懵懂时期曾立志作为志愿者为德国参与战争，这至少让他成为唯一获得铁十字勋章的美国公民，还为此引起外交纠纷。委托模式从法律标准构建的角度区分了审查能力（内容/程序，政治/法律）。从经验事实中无法推导出法律约束力。言论自由的例子参见Hoffmann-Riem A?R 128(2003), 173, 201ff., 213ff. [10] 例如BverfGE 18, 85(92); 类似的表述自BverfGE 1,418（420）以来就是这样了。（四）小结 社会数据、社会事实或者实效问题这三者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并无普遍适用的方法可循。
但这种探讨活动与社会事实无关，并且有助于避免错误推理，这种推理会将社会理论模型理解为对事实的描述，并将这种模型当作假设的事实从而用来为一种法律上的规范应用奠定基础。如果后一种情形（即从特定法律之状况中推导出法律适用所要求的相应区分）成立的话，它就会需要一个法律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法律适用者对待社会事实要不同于自然科学？但这是不可能的。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是联邦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判决之一，但老实说，该判决中所蕴涵的专业宪法学知识却少得可怜。联邦最高法院在经济理论模式的预设上和法律后果的推导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考虑不能委托给专业领域的专家，因为它恰恰就是法学的工作。只有分工思维可以消除上述危险。
反之，在处理有关广义上的技术、医学或自然科学的构成要件问题的时候，人们要求助于各自领域的专家。技术专家不仅仅是查明事实内容，而且还要对其进行评估。二、三个有关跨学科的基本思维 法学中有三种不同的跨学科思维：分工（arbeitsteiliges）、综合（integratives）和委托（delegierendes）。另外关于行政法值得重视的有Landi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1938; Jaffe, Judici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1965; 关于宪法参见Choper,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1980;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1980; 此外还有Tribe, The Puzzling Persistence of Process-Based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Yale L. Rev. 89 (1980), 1663; Symposium Virginia L. Rev. 77 (1991), 631; 对于Ely理论的全面分析参见Riecken,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n der Demokratie, 2003; 理论史的全貌参见Duxbury, Post-realism and legal process, in: Papperson (Hrsg.), 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1996, 291. [78] 在德国，类似的发展一方面参见Lerche VVDStRL 21 (1964), 64, 84ff.前引注69（程序上的同质性，92）; ders. A?R 90 (1965), 341, ders., in: ders./Schmitt Glaeser/Schmidt-A?mann, Verfahren als staats-und verwaltungsrechtliche Kategorie, 1984, 97ff.; 也见ders., Ausgew?hlte Abhandlungen, 2004, 386, 107 306; 另一方面参见H?berle VVDStRL 30 (1972) 43, 86ff.（能动程序地位）;以及BverfGE 33, 303 (331ff.)=JZ 1972, 686(689ff.) 附带Kimminich的评注; 53, 30(57ff.)=JZ 1980, 307 (309ff.) 附Weber的评注; 103, 142 (150ff.)=JZ 2001, 1029 (1030ff.) 附Gusy的评注. [79] 其他人的可以不看，但必须看Kahl, VerwArch, 95 (2004), 1, 3ff., 31-37. [80] 对此参见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1991, 42ff., 该书认为，黑人的地位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至民权法案颁布的10年之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提升，并且直到该法案的颁布才有了实质上的变化。
[69] 有关法律思维的问题和批评，值得一读的作品是M. Cohen, Law and the Social Order, 1933.它基于埃利希、康特洛维茨、韦伯的讨论（特别是290页以后），为与社会经验主义相对立的规范-伦理法律诉求辩护，并且支持演绎方法而不是归纳方法，参见同上，182, 192ff., 235ff. [70] 参见Ehmke, Wirtschaft und Verfassung, 1961, 381ff. [71]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rvelt and the New Deal, 1963; Cushman, Rethinking the New Deal Court, 1998; Whti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Deal, 2000. [72] 该概念的形成参见Lerches, überma? und Verfassungsrecht, 1961, 327. [73] 道格拉斯在1936年成为今天著名的证监会（SEC）的委员，1937年担任主席。在经历了世界经济危机后，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丧失了最后一丝社会的信任。
【关键词】社会科学 分工思维 综合思维 委托思维 一、社会状况在规范解释中的意义 （一）个别事实与普遍事实 法律人对事实感兴趣是出于两个理由。该调查以一家位于Bühl的卷烟厂为例并发现，将工作时间从11小时缩短到9小时，并没有导致产品生产的减少。
在该文中，他指出，对事实的彻底调查无助于跨越价值判断问题。因而更好的做法就是，把那种在此处常常使用的委托思维改称作分工思维。
[29]在法律评论中，人们讨论的是有关经验调查的方法论前提条件。它以与适用有关的经验科学为前提条件。对于人的形象、国家形象（Staatsbildern）、价值秩序和其他的著名概念（Topoi）——这些概念使综合思维在德国宪法学中变得重要，联邦宪法法院今天已经无法进行论述。[22]但即便如此，他的结论却是，宪法对社会事实的使用和与社会科学家的交往带着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宪法规范要合乎社会现实或者取决于社会环境，所以必须考虑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
[45] 这种用经验调查来作为立法合宪性的理由的技术在法制史上被称为布兰代斯之信。法官本人原则上不会去调查精神病障碍、深度意志障碍或者低能是否存在，也不会评估行为人是否因此对行为的不法性无法认识，而是要听从鉴定人的事实确定和推断。
面对十二小时工作制，十小时工作制成为当时美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诉求。可是，这并非规范的分析，而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析。
普通法思维的影响再次显现，案例导向的事实关系基于先例的约束力已经获得了普遍化的意义。四、跨学科思维的竞争性并存 （一）美国的快速发展 美国法学在竞争性跨学科思维上的发展完全是一个充满机遇和风险的范例（Musterfall）。
